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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最会哄骗自己，谁才生活得最快乐。

——陀思妥耶夫斯基

“以罚为乐：拉斯柯尔尼科夫的道德深渊与自我审判”

《罪与罚》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讲述穷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因贫困辍学，坚信 “超人理论”，为证明自己 “非凡” 而杀害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犯罪后他陷入精神崩溃，在妓女索尼娅的爱与宗教救赎下，最终投案自首的故事。

深渊前的徘徊——陀氏的“人性实验室”

《罪与罚》的创作根植于 19 世纪中叶俄国社会的 “转型阵痛”—— 旧制度崩溃、新秩序未立，物质贫困与精神危机交织。再加上本人曾因参与革命团体 “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 而被判死刑（后改判流放西伯利亚），这段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专制制度的残暴和底层民众的苦难。《罪与罚》是对极端环境下人性的深度拷问。

《罪与罚》第一部的核心矛盾在于主角拉斯柯尔尼科夫（后文称为罗佳）的犯罪思想与其道德良知的撕裂，笔触集中在他犯罪前的心理挣扎，他的纠结和矛盾，并预示了其的悲剧性选择。

针对第一部的书评主要集中在角色明知有罪，以罚为乐，继续犯罪，乐此不疲的逻辑——通过自毁式犯罪寻求救赎的荒诞性。

罗佳的道德底色——善良的影子

其实，罗佳身上还存在着救助别人的“本能正义”。

“可怜的少女！”他瞧着空荡荡的长椅角落说。“她会清醒过来，哭哭啼啼，后来她母亲会知道她的事……起初她母亲打她，后来用鞭子抽她，打得很痛，弄得她很丢脸，或许还要把她赶出家门……罗佳看出了男人在打什么主意，就握紧拳头冲上去，但被路过的巡警拉住了。他掏出了二十戈比比警察，让警察送女郎回家，不让男人得逞。

我又何必夹在当中硬要帮助她！是啊，我也配帮忙？我有权利帮忙吗？随他们活活地互相吃掉，这关我什么事？我怎么居然给了二十戈比？难道那钱不是我的？”

其实此时他亦是穷困潦倒，身上根本没钱了，可就算落到此等境地，他还是下意识用尽自己的钱去救助了这个女生。此时的善行是他“未经计算的冲动”，对弱者的同情还占据着他的心，虽然穷困的现状让他无法给出多少钱，后知后觉自己的现状更是让他继续陷入负面的情绪中，但他始终在生活的重担压迫下坚守了自己的本心。与后文“理性杀人”形成了尖锐的对比。

后文的后悔和反省其实又体现了这个角色内心的纠结和拉扯。世道坏事如此多，帮得了这次，那下次呢？下下次呢?帮的了这个人，那下个人呢?下下个人呢?主人公开始对无力的现实感到疲惫。第一次遇到他人的困境会让人产生同情心，但若是一直身处于这样的环境当中，人可能就会失去最开始的细微的感知，让人越发冷漠，甚至觉得他们的生活关我屁事。

经常会看见一些言论，说年轻一代人冷漠而没有人情味。为什么会这样?真的是这样吗?

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在大量信息的轰炸下，人们的认知中不仅存在着需要自己伸出援手的弱者，还有骗取同情的敲诈者。给出善意换回来的可能是自我怀疑，以及伤害，就算自己没有亲身经历，媒介营造的拟态环境让人们产生了亲身经历的感觉。这就很容易就会产生主人公这种不如不帮的冷漠情感。

可是这种冷漠情感终究只是保护我们内心不受折磨的铠甲，铠甲里面仍然是善良的本质。这份善良需要被解放，但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环境，那被包裹着的善良终有被侵蚀的一日。

马尔梅拉多夫的镜像投射

罗佳在酒馆遇到了一个看上去像退休官员的醉汉马尔美拉多夫。他虽衣衫褴褛，但气质不俗。尽管遭到酒馆顾客和工作人员的嘲笑，他还是向罗佳讲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这个人很奇怪，他们聊了很多，但他一直都是通过自我贬低的方式来陈述自己的故事。他承认自己是个酒鬼，妻子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是个骄傲的贵族出身的女人，带着三个孩子嫁给了他。他有个女儿索尼娅，为了养家糊口被迫出卖身体。最近，马尔梅拉多夫好不容易在政府部门重新找到了一份工作，给妻子带来了希望，但他因醉酒又丢了工作，已经五天不敢回家了，并且拿走了家里所有的钱。男主角对于他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感到不齿。

马尔美拉多夫明明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不对的，但是一直为了寻求自我安慰暴露自己的不堪。他向往着惩罚，因为这样能在内心获得片刻的安宁。他看透了自己的逃避、懦弱、卑劣，却又默默接受，慢慢咀嚼。他心疼自己的女儿，却也只是停留在嘴上。

他的心中始终有一丝良知，所以他其实只是通过贬低自己伤害自己来让成为别人眼中的一个下贱的人，从而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他的心中充满着自厌自弃，已经无法自救。

你说：为什么要怜悯？是啊！我没有什么可叫人怜悯的！应当把我处死，钉上十字架才对，而不是怜悯我！钉上十字架吧，审判官，钉吧，钉完了再怜悯我！

罗佳痛斥其懦弱，却逐渐发现两人共享“以痛苦赎罪”的病态心理。马尔美拉多夫的自述就像是诅咒，萦绕在他心头。

恶的萌芽：社会性孤独的土壤

罗佳此时身处于贫困与孤独的双重困境。

“这青年每次从旁经过，总会产生一种又痛苦又胆怯的心理，并且深感羞愧，于是愁锁双眉。他欠了女房东一身的债，生怕见她的面。”

“拉斯柯尔尼科夫孤独成性，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他避不跟人来往，特别是在最近一个时期里。一个月来，他苦思焦虑，忧闷不乐，情绪紧张，以致精疲力竭。虽然，不久以前，他有过片刻工夫很想去跟人接触，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接触，但是当他听到果真是对他说的第一句话的时候，他忽然又感到不快和愤怒，就像他平日讨厌跟他接近的或者只是想要接近他的一切人一样。”

“这是一种典型的孤独：精神上与世界脱节，生活上与群体隔绝。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孤独更像是后者：他没钱、没资源，被社会抛弃在边缘。”

他是一个大学生，或者说，他曾经是一个大学生。这个身份本该让他有很多工作机会，可是这个身份对他来说反而更像一个束缚。恰似当代人戏称的“脱不下的孔乙己的长衫”。因为有了这个“文人”身份，薪资低的工作他不愿意去做，薪资高的工作，他并不觉得他遇到的工作工资高，他追求的是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的薪资。辍学、欠租、典当物品遭剥削....物质的匮乏已经挤压了他的精神空间，没有工作之后，生活里剩下的就只有出租屋里无尽的沉睡和睁开眼的灰暗。随之而来的是他开始躲避房东、疏远亲友，陷入“无人可依”的绝境，从而加剧了自我封闭。最终陷入了社会性孤独的境地。

“超人理论”的致命诱惑：暴力的合理化

罗佳的文章中，所有人都被分成了平凡的人和非凡的人两类。平凡的人应该俯首帖耳地生活，没有犯法的权利，因为他们是平凡的人，而非凡的人就有权犯任何罪，肆无忌惮的犯法，就因为他们是非凡的人。并且他自诩是非凡的人，有权准许自己的良心逾越某些障碍。或许在酒馆中，他听见的大学生对老太婆的批判就是他的杀人动机之一。这些话成为了他超越规则的行动的合法性来源。

你认为怎么样，难道做出成万件好事来还抵不过一宗小小的罪行吗？用一个人的生命，却可以救出成千人的生命，使他们免于沦亡和消灭。一个人的死换来一百人的生存，这是简简单单的算术！

本来也许可以使成千成百的人走上正路，可以使千百户人家从贫困中得救，摆脱没落、摆脱灭亡、摆脱堕落、摆脱花柳病，所有这些事只要有她的钱就都能办到。

把生命放进天秤的那一刻，就输掉了道德。根据效益主义，杀死一个人救多人，确实能获得幸福最大化和痛苦最小化。然而社会运行不只是取决于效益，还有道德和伦理，健康的道德体系必须尊重人权和人的尊严。若是人权按照效益来衡量，战争将会永不停歇。而且，你怎么就知道下一个不是你？那世界就乱套了。

而且最为讽刺的是，侃侃而谈的两个人接受到“你会不会亲手杀死那个老太婆？”时，他立马回答“当然不会，我说这些是主持公道....你说的那种事跟我不相干。”然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罗佳在计划犯罪时的痛苦与快感交织，他的灵魂仿佛被撕扯成为了两半，一半在凝视，一半在行动。他杀人前反复论证“必要性”，实则是用逻辑麻痹自己的道德本能。他将自我暴力视为对自身道德堕落的“赎罪仪式”。最后也陷入了以罚为乐的恶性循环。

杀戮再现——童年暴力的预演与道德钝化

罗佳在噩梦中回想起自己小时候米克尔卡虐待小母马的经历——因马车载重过甚，他疯狂鞭打小母马直至其血肉模糊，在围观者的怂恿下，鞭子变成了斧头，可是小母马真的死了之后，众人又说“他可真是残忍”。这场童年目睹的暴力，成为他潜意识中“弱者该死”逻辑的原始烙印，斧头也变成了结束生命的象征。

这种围观群众的喝彩和大学生对杀一救百理论的合理化讨论，其实显示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对社会暴力的默许，以及集体道德的溃败。

罗佳为小马流下的眼泪是怜悯的眼泪，也是绝望的眼泪。梦中那个七岁的自己，亲眼看到喝醉的人们以“我的财产”为由杀死了小马，为他种下了对自己的东西施加暴力是合理的念头。

这不禁让人开始想，如果把自己定位为这个世界的救世主，是否也就意味着我可以随意处置这些归属于我的东西？罗佳最后杀人的行为其实是对梦境中暴力的模仿。斧头从童年暴力的旁观道具变为主角的凶器，完成从想象到实践的跨越。杀死老太婆其实是深植于罗佳记忆中的暴力终于得到实践。

杀人前精心构建的“超人理论”在血中瞬间瓦解，他并非非凡者，而是刽子手。罗佳是那匹小马，又何尝不是喝醉的暴力的人们。看似疯狂的暴力，其实是理性的计算。

这种疯狂的暴力好像具有传染性，如果没有意识到并且多加预防，童年遭受的恶就很可能会变成自己的恶，受虐者在掌握主动之后很可能会复刻以前遭受过的压迫行为，从而造成以恶制恶的循环。

整个第一部采用紧凑的时间线，具有极强的压迫感。从踩点到杀人，密集事件制造窒息节奏，迫使读者直面主角的心理崩塌。整体呈现一种沉浸式叙事的冲击。

而在第一部中也隐藏了一个彩蛋——拉祖米欣。罗佳之所以选择杀人，其实是因为不管是自身还是家人，都遇到了危机，而他自己又是没有朋友的孤僻性格，在无人开解，无人可以依靠的情况之下，他走上了这条路。而在后文，我们才会陡然发现，拉祖米欣若早一点出现，可能罗佳就不会这样。可是命运总是充满了阴错阳差，原来这竟是“宿命”。可是他曾经去找过拉祖米欣，却离开了，兜兜转转，都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

高压下的道德失序例子并不是没有出现过。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系统性屠杀数百万犹太人，许多执行者是普通士兵或公务员。个体在极权统治的高压下将屠杀合理化，认为自己只是 “执行公务”，而非道德责任的承担者。心理学家汉娜・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指出普通人在权威压力下可能放弃独立道德判断，参与大规模暴行。现代社会的职场霸凌和资源争夺很多时候是由于沉默的螺旋（个体判断社会主流意见而选择表示或者沉默，通常呈现强者越强）或者第三人效应（认为遇到不好的事情，别人受到的影响比我大）的影响，从而做出随大流的行为或者自我PUA。道德是在压力下可能发生动摇的动态系统。

然而，将错误行为美化为“必要的恶”，实则是逃避真正的道德责任。 

惩罚还没有结束。杀人仅是肉体罪行，真正的“罚”始于良知的觉醒——第二部将展开更残酷的精神凌迟。

鲁迅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 “一位拷问人类灵魂的残酷天才”。他常将作品中的人物置于万难忍受、没有活路、不堪设想的境地，用精神苦刑送他们走上犯罪、痴呆、酗酒、发狂、自杀的道路。他毫无顾忌地解剖、详检甚至鉴赏贫病人们的困苦，还将自己也加以精神底苦刑，从年轻时一直拷问到死灭。他写人物几乎无须描写外貌，仅用语气、声音就能将人物的思想感情、面目身体表示出来，因显示着灵魂的深，让读者发生精神变化，而这对于爱好温暖或微凉的人们来说，没有什么慈悲气息。

他是伟大的灵魂审问者，同时也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恶，犯人在阶下陈述自己的善；审问者揭发灵魂中的污秽，犯人在污秽中阐明埋藏的光耀。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 “残酷”，更无所谓慈悲，而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 “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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